自明末开始，徐光启、李之藻等士大夫积极倡导西学，其意图在于“以西学补益王化”，这是西学得以进入中国官方学术的根本原因。所谓“会通”，就是将西学与中法的优点结合起来，这样，可以补中法之不足，同时扬中法之长处，达到对旧有中法的超越，即所谓“超胜”，崇祯皇帝以及众多士大夫对此深表赞同，使得《崇祯历书》得以顺利完成，并在明末译成大批西学著作。这一积极的态度持续至清康熙年初，被“西学中源”说给取代。“康熙历狱”以后，康熙认识到西方天文数学确有优于中国传统天算学之处，他在所著的《三角形论》中讲到“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这样一种牵强附会的论道，使得中国人不能从根本上正确认识西方科学技术，中国在科技和社会发展方面与西方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一、西学传播中心

1840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廷战败，被迫与英、美、法等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割让香港给英国，开发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城市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哲学口岸城市传播宗教、开办学堂和医院。此后，基督教和西学在香港和内地迅速传播开来。

香港凭借独特地理位置，包括皇后道浸信会、西人联合教堂、圣约翰教堂、长洲浸信会等各种传教团体云集于此，创办了宏艺书塾、浸信会女校、公理学校、圣保罗书院以及香港政府资助的皇家书院等等；其间出版的有关西方科学文化的著作有《华番和合通书》、《遐迩贯珍》、《算法全书》、《地理新志》、《英粤字典》等，香港的教育和出版业得以迅速发展。

在广州，1848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合信在金利埠开办惠爱医院；1850年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开办男子日校，随后又开办女子日校、寄宿学塾；同期亦出版《地理略论》、《亚美利加合众国之略》、《博物新编》等著作。福州、厦门、宁波晚于广州接受西学，但也很快在2年之间开办出教会学校、医院、药房、书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45年美国长老会将它在澳门的印刷所搬到了宁波。这就是华花圣经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 Book Establishment），1860年再迁往上海，更名为美华书馆。

说到1842年以后的西学传播，就一定要讲到上海的墨海书馆，它是地道的西学扩散中心，史学家胡道静先生称之为“西方科学第二期东传的头一个据点”。麦都思是墨海书馆的创办人，也是行政管理人、主要撰稿人和编辑，此外还有十多名传教士和一些中国学者协助其工作。在数学方面，有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的《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在物理学方面，有两部重要的译著：《重学浅说》和《重学》，底本是经典的普通力学教科书。《谈天》对太阳系结构和行星运动有较详细的介绍，对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力量、行星摄动理论、彗星轨道都有所论述。在晚清学术界引起震动。《地理合志》介绍了地球形势大率论、水陆分界论、洲岛论、山原论、地震火山论、平原伦、海洋论等。《大英国志》讲述了从开国纪元到维多利亚王超的社会、文化、政治、刑法、教会、财赋、学校、农商、军事、地理等。医学方面有《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直到1860年以后，美华书馆在上海取代墨海书馆成为西学传播中心，墨海书馆的地位日渐式微。

二、新式教育与教会学校

1860年9月，八国联军攻陷通州，直逼京师，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恭亲王奕䜣受命议和。其时，英国参赞巴夏礼已先期被俘，奕䜣命他致书联军统帅，商议和谈。巴夏礼亲书中午信一封，但旁边有英文数行。但当时朝中竟无人识得这几行英文，不知何意，不敢发信。得知有一位广东商人黄惠廉认得英文，奕䜣命其速进京，经过辨认，不过是巴夏礼的签名和日期。区区“夷字数行”，朝中竟无人识、一来一去耽搁多日，影响战和大局，对清廷刺激极深。1862年，总理衙门接受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推荐，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滕为英文教习，选定10名学生入馆学习，定名为“同文馆”。到1876年，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馆中正式规定，除英、法、俄、德等外语以外，学生要学习数学、物理、化学、天文、航海测算、万国公法、政治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译书等课程。这一变革使同文馆由一所语言学校变为以语言为主，兼习多门西学的综合性学校。1902年，同文馆并入大学堂，从开设至此整整40年。

由于与外国的交往日益增多，上海成为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集居之地、涉外事务频繁地区，所以，上海广方言馆的建立已势在必行。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上《奏请设立上海学馆》疏，奏请按京师同文馆仿例照办，在上海设立学馆。李鸿章题联“声教遍中西，六寓同文宣雅化；诵弦宜春夏，四方专对裕通才”。广方言馆受两江总督和上海道管辖，上海道兼任学馆监督。首任监督是应宝时。学馆迁入江南制造局后，又设总办一职，由制造局总办兼任。馆设监院一人，首任监院是冯桂芬。广方言馆的课程以西方和算学为主，还要学习中国的经、史、典籍、西方的天文、地理、机械制造、航海、水底攻战、西方各国的风俗政治等，培养的学生遍及全国，在外交、教育、科技、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皆有突出贡献。

上海格致书院是最具特色的一所新式学校，它由传教士倡议创办，却又有大批中国士绅官僚参与策划、建设、管理，甚至于教学。这所新式学校着实地反映出洋务运动中中西结合的紧密，以及中国开明绅士对西方实用之学的急迫需求。这所学校非中飞西，亦中亦西，非官非民，亦官亦民。这种中外教育史上罕见的学校恐怕也只有在晚清洋务运动才可见。1873年3月时任英国驻沪领事即著名传教士麦都思的儿子，麦华陀提出在上海建立一所专供中国人讲求科学技术的学校，立即得到了官府、西方人、洋行、中国士绅、商号的纷纷捐款。格致书院从英国获赠价值现银20万两的仪器和机械，法国还捐赠了陶瓷，比利时捐赠了成套的化学器皿。为放置这些仪器，格致书院从英国定做了一个大铁房子，在当时的上海轰动一时。格致书院设置了一套相当全面的西学课程提纲，包括矿物、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六大类。这里平时门庭大开，任人参观，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科技博物馆。

三、中国留学生之父

1828年深秋，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县，此时，原属香山县的小岛澳门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租近三百年。从康熙朝后期直到鸦片战争前，清朝一直实行禁教政策。但是，西方传教士一直没有停止悄悄在中国沿海传教的活动，并为贫穷人家兴办一些医院和学校，以吸引人入教。葡占澳门，自然成为传教的大本营。

1835年，七岁的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并入读当时仍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之马礼逊纪念学校，由独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属荷兰传道会）之夫人负责教导。1842年，由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故马礼逊纪念学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之迁往香港继续学业。1847年1月初，容闳跟随勃朗牧师返回美国，到达纽约进入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就读。1850年毕业后考入耶鲁学院，为首名于耶鲁学院就读之中国人，随后入籍美国。

容闳最先把中国近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运动上， 1860年出于对太平天国的同情，冒险前往天京（今江苏南京）考察。向洪仁玕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建议七条并表示如被采纳，愿为太平天国效力。洪仁赞成其建议，但碍于形势，无法实行。但“未敢信其必成”，对洪秀全授予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坚辞不受。

1863年再到安庆谒见曾国藩。同治三年冬，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次年回国。所购100多种机器，成为第一个洋务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的主要设备。曾国藩遂保举容闳以五品候补同知衔，任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译员。容闳先后翻译了《地文学》、《契约论》等书。同治五年，曾国藩采纳容闳建议，在江南制造总局内设立兵工学校，培养机械工程技术人员。同治九年，容闳又向曾国藩提议派学生官费赴美留学。曾国藩与李鸿章商议后奏报清廷获准，陈兰彬、容闳分任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容闳在沪、粤、港共招生120名派出赴美留学。

由于对洋务派失望，容闳于1882-1894返回美国居住。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通过关系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写信表示愿回国效力。张之洞马上复电，要容闳回国商议。回国后容闳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种种兴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两大建议，但最后却因官场腐败内斗被朝廷否决。1898年6月中旬，光绪皇帝正式颁发“明定国是”诏书，维新变法正式开始。9月21日，维新失败。容闳冒险潜逃出京，避居上海租界。

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容闳被推为会长，并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1901年9月，一些革命党人在香港开始策划夺取广州的起义，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政府大总统，但容闳认为应当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虽然革命派的几次起义全都失败，但容闳在美仍积极活动，联络了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财政界重要人物布思，计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支援中国革命。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亲笔写信给容闳，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并寄去一张自身近照，然而不久后容闳病情继续恶化，抢救无效，逝世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终年84岁。

容闳为了使“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不断建言建立和发展中国近代军事、政治、文化的一系列主张，竭力倡导发展民族经济、教育事业和实业，他的一生顺乎历史潮流，与时俱进，为西学东渐、富强国家而不懈奋斗，与那个风云变幻时代中的杰出国际人士，共同为中国近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西方宗教与文化演进》精彩继续，第五篇：思潮涌动的亚洲友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