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ember 15, 2022

第五篇 思潮涌动的亚洲友邻

星光耀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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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开辟了新航路之后,西方开始了对外长达近四百年的殖民时代,随之而来的便是西方文化对殖民地本土文化的渗透。尤其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文化以一种优胜者的心态与气势,带着复杂而难以名言的动机,长驱直取广大东方民族地区,与东方民族传统文化发生程度不一的碰撞、交融和整合,东方文化遂于此阶段程度不等地发生了向近代化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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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传统文化的近代变异

在亚洲,印度可谓是受西方文化冲击最早、影响最深的国家。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伴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步步侵入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殖民霸权的建立,西方文化的影响日益加深,以致印度传统文化发生变异,并在西方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中逐渐形成一种英—印复合型文化。

印度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发轫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在次大陆的输入与传播。一般认为,西方基督教出啊如印度是公元4世纪。到17至18世纪中叶,基督教在次大陆的传播、扩展逐步得到强化、随着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西方资本注意文明的冲击和渗透,19世纪初期以后,一批出身于地主和商业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在勇于吸纳西方文化有益成分的同时,深感其传统的宗教意识束缚着人们的头脑,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于是发出了宗教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呼声。就是在此背景下,被尊为“近代印度之父”的罗姆·摩罕·罗易(1774—1833)于1828年在加尔各答创立了近代第一个印度教改革团体“梵社”。该组织在宣传新的宗教思想、兴办新型学校、传播西方科技和鼓励国民参政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

英国政府印度以后,西方文化对印度的冲击和影响在教育领域里表现出最为明显和深远的改变。18世纪后期,英国殖民当局把英语教育逐步引入印度,以适应时势的要求,现代教育制度也因此在印度确立。1857年,仿照伦敦大学模式的印度第一所大学——加尔各答大学正式创建。它标志着西方的现代教育制度在印度的确立。这一方面刺激了不断接受西方自由、民主、平等思想与观念的印度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与扩大,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印度新兴资产阶级和近现代知识分子所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此间也诞生了印度近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和作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1913)——泰戈尔。

从某种意义上讲,印度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也是西方工业文明输入和影响的结果。英国为例便于和确保军事、行政和经济上对印度的控制,带来了大量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如测量学、三角和几何学、水文地理和地质学,并建立了几十个相关的科研机构。印度科学家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甚至在个别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如物理学家拉曼博士(1888—1970),因发现了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光的组合散射现象——“拉曼效应”,而获得了193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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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以教育立国

在今天的日本有一所久负盛名的世界顶尖大学——庆应义塾大学(Keio University),亦称庆应大学,简称庆大。作为日本顶级私立大学的庆应,其政法、经济、商科、医学等方面最为突出,它是亚太顶尖大学组织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五所日本成员校之一,在全球500强企业CEO校友数世界排名第9,日本大学毕业生成为上市公司社长数量排名第一,日本两千家最好的企业中至少十分之一的社长出身庆应。因此而有“企业家的摇篮”之称,更被认为是把握着日本经济命脉和未来的中枢学府。其前身是创立于1858年的“兰学塾”,当时是江户时代一所规模很小的传播西洋自然科学的学堂,是日本历史最为古老的私立综合大学。

日本与西方最早的接触可以追溯到足利室町幕府时代,1543年一艘葡萄牙船第一次漂流到九州的种子岛,为日本带来了铁炮,史称“铁炮传来”;1549年西班牙传教士前来日本传播天主教,在传教的同时,还带来了一部分西方先进医术,并讲授天动说时代的天文、地理知识。1590年一批日本少年赴欧洲学习天主教,此时西方印刷术传到日本,日本翻译并出版了一批天主教书籍,有《教理问答书》、《伊索寓言》、《拉葡日对译词典》、《倭汉朗咏集》、《日本大文典》等宗教、文学、语言学等方面近100种书籍。日本在厉行闭关自守政策的时代,只有长崎一地可和荷兰通商。当时学习医学或学术,都需要研读兰学原著。兰学可说是日本人接触西学、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个发端。

庆应义塾大学的创始人福泽渝吉,亦是今天日元最高面额纸币壹万圆上的人物,是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虽然我日本国位于亚洲东部,但国民之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洲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为今日之谋,我国不必犹豫,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诸国共进退。”

当时,谕吉曾有一段勉励塾生们的话,十分动人。他说:“从前拿破仑称霸于欧陆时,荷兰国的命运,有如风前的残烛,岌岌可危,不特自己的本国,连印度地方的属地都被占据,没有一个地方可容它升扬国旗。但在世界上,还留着仅有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日本长崎的出岛。出岛是多年来荷兰人在日本居留的地方。欧洲的兵乱影响不到日本。悬挂在出岛的荷兰国旗,常在百尺竿头迎风飘扬,象征着荷兰王国从没有沦亡过,这是荷兰人一向引以自豪的。以此比喻庆应义塾提倡日本的西学,正如荷兰的出岛一样,从没有因为世间的任何骚动或变乱,而断绝过西学的命脉!我们的庆应义塾没有停歇过一天。只要这所学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国家!……”这是何等伟大的胸襟!他的高风亮节,诚足令人肃然起敬。

自此,福泽谕吉宣扬的“文明开化”、“脱亚入欧”逐渐成为引领日本的思想风潮,对之后的东亚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19世纪60年代以降,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之后的历史似乎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命运。

十九世纪中叶,日本的市场对美国很有吸引力,而且横渡太平洋去中国时,美国也需要一块地方作为船只的加煤站和遇难船只的保护区。1853年,美国海军军官柏里(M. C. Perry)率领舰队,驶进日本的浦贺港,不但惊醒了德川幕府二百余年的锁国美梦,也启开了明治维新王政复古的端倪。其后,受益于“明治维新”的日本以“赌上国运”的姿态对沉浸在“同光中兴”的中国展开了军事冒险——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戦争”)爆发。战争以清政府的一败涂地而告终,惨败于“蕞尔小邦”的事实一方面深深刺痛了中国人,另一方面又带来了绝望中的希望——日本人可以,中国人也可以,自“大化改新”(公元645年)以来,中日之间的“师生关系”出现逆转。而对日本而言,这场“豪赌”为自己赢得了列强的地位,整个国家机器将在军事冒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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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亚和北非

19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西方殖民强国完成了对西亚广大伊斯兰地区的控制,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思想和文化观念开始在伊斯兰社会传播,给伊斯兰传统文化以巨大冲击。如何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关系到伊斯兰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并且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核心问题。穆斯林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各种主张,以维护和振兴伊斯兰文化,从而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其发展趋向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寻求在变革中回归《古兰经》的文化复古主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新苏菲主义,这是近代伊斯兰教中的一个神秘主义教派,它既注重对镜嗲按,教义“隐义”的解释和信仰,强调对玄义的体验,也主张积极参与现实生活,简化宗教仪式。其二是旨在革新伊斯兰文化的现代主义,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作为变革的主要手段。核心思想是要把传统的伊斯兰教与科学和理性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伊斯兰国家走出困境,实现现代化,但不能“西化”。

非洲近代史是以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为开端的,因此非洲近代文化也被深深打上了殖民侵略的烙印。在16至18世纪期间,基督教文化已经进入非洲,殖民者利用创办学校和医院,培养西方文化因子,培养为殖民统治服务的人才;但同时非洲优秀的近代知识分子把他们吸收的西方文化注入了非洲传统文化中,他们成为此后非洲非殖民化运动的先驱。布莱登(1832—1912)被称为非洲民族主义之父。他一生反对种族主义,反对西方殖民非洲的活动,积极倡导“非洲个性”和“非洲人的非洲”等民族主义思想。1872年,他在西非创办了第一份泛非刊物《黑人》,弘扬黑人文化,传播民族主义思想。他的一整套非洲民族主义的哲学思想,成为20世纪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基础。

埃及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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