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国家而言，建立通使关系是为了开辟贸易或保护既有的贸易利益。但整个16——18世纪里，中国始终秉持朝贡政策，等着坐怀远人，于是西方的通使往来都被视为番邦外夷输诚慕义之举。通使过程中固然有些许务实的政治经济成果，但文化的误解甚至冲突不可避免。不过通使也是中国上层人士认识欧洲人的第一渠道，欧洲人带来的“贡物”则是中国人接触欧洲物质文明的第一步。进入清朝以后，国家对外政策并不比之前开放，然而与西方国家的来往却显然日渐频繁，不仅扣关多年的荷兰、葡萄牙得以数次遣使，英国也致力寻求对话，来华贸易的国家则还有法国、丹麦、瑞典、普鲁士等。

一、葡萄牙人热情造访

1.托梅·皮雷斯折戟沉沙

皮雷斯是一位王家药剂师，他到印度是为了检查香料贸易，没有任何头衔，然而印度总督阿尔布克尔克奉葡王之名，于1517年8月将其派遣出使大明。幸运的是，使团一行到达屯门港，与当地守官交涉后被允许进入广州。布政使吴廷举奏闻于朝，朝廷准许皮雷斯一行登岸，而皮雷斯关于入觐明廷递交国书并要求两个正式通商的请求经广东官员上报朝廷后，遭皇帝拒绝。皮雷斯因使命不遂不愿离去，由翻译火者亚三在广东官府的周旋活动而得以滞留广州。后火者亚三贿赂明武宗幸臣江彬，诈称马六甲使者，使团终于在1519年接到进京的命令，并于1521年随武宗经南京抵达北京。然而就在当年马六甲因葡萄牙入侵而遣使入华乞援，火者亚三的伎俩败露；更糟的是武宗随即驾崩，火者亚三失去庇护者，明世宗以其冒充马六甲使者之事情节重大而决议处斩，皮雷斯等人则发送广东监禁。系狱期间明廷曾多次要求皮雷斯致书葡王，归还所侵占的马六甲土地，以之为放其归国的条件，皮雷斯谢之以能力不及。1524年五月皮雷斯病殁于狱中，葡萄牙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团就以这样的失败结局告终。此后直至葡萄牙人于1553年获得在中国正常贸易的许可之前，企图来中国海岸贸易的葡萄牙船只都处于中国官方的敌视和军队的驱逐之下。

2.萨尔达聂使团无功而返

康熙初年，澳门虽因汤若望（Adam Schall）之努力而免受限于迁海令，但航海贸易亦被禁止，使澳门葡人无以为生，获取食品也困难重重，日形困顿。他们多次试图通过贿赂广东官员来换取开禁，但长期无果，澳门海域对往来外国船只严加控制。1666年11月中旬，澳门议事会带信给葡萄牙印度总督，述说在澳门的艰苦状况并建议以葡王名义向北京派遣一支使团，声称如果不派使团，就只有放弃澳门，派大船载澳门葡人离去。最终在1667年4月，萨尔达聂使团离开印度，前往澳门，然而不幸的是由于使团财政拮据、外交程序等原因，使团于1670年才乘船离开广州，途中萨尔达聂中途发病，10月21日死于淮安，使团由副使本多白垒拉接替掌管。

使团在耶稣会士的帮助下极力想保持独立国家的地位而不论为朝贡国之列，赴京船上始终悬挂葡萄牙国旗，另有一面中国式黄旗，上书耶稣会士所授意的“进贺中国皇帝之葡萄牙国王大使”，耶稣会士认为，写以“进贺”的字样就意味着他们不是普通的朝贡国贡使，且他们就是2000多年来唯一一个不以朝贡名义入使中国而被皇帝接受的使团，这意味着对朝贡体制的一个转折性胜利。此外，使团进京后礼部官员问大使，为何葡萄牙国王在书信中不自称为“臣”，预先受过耶稣会士指导的回答就是，安装欧洲惯例，国王们在给其他君主写信时不自称为其诸侯，而礼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于是葡萄牙人和耶稣会士都认为这是对抗朝贡体制的又一转折性胜利。但在中国朝廷眼里，葡萄牙来使与一般朝贡国无异，只不过礼部深知康熙皇帝对这个使团很感兴趣所以故意略过不表。在南怀仁等人的事先吩咐下，使团没敢提出解除澳门海上贸易禁令的要求，依旧屈行三叩九跪之礼，终败而归，还徒然使澳门居民负担经费3万余两。

3.狮子外交小有成绩

面对荷兰人日益急迫，澳葡当局一直寻找改善处境的机会。他们依靠北京的耶稣会士得知康熙皇帝有拥有狮子的愿望，随即在莫桑比克捕狮一头，于1678年进贡北京，并专备一份未封缄的国书中文译本，表文尽显葡人的谦卑。皇帝对大使、使团成员以及北京的耶稣会士表现得十分亲善，或许与狮子大有关系，但对使团提出的请求就不那么中意。最终在耶稣会士与朝廷官员多方斡旋下，1680年广东政府奉旨开放了澳门到广州之间的陆路贸易，并且使澳门在开放海禁前的1681年——1684年间独揽中国沿海的海上贸易。这可谓是清朝前期中国皇帝针对西方使团请求做出唯一一次肯定答复，而此使团的花费只有2750两白银，即使算上自莫桑比克运狮至澳门的费用也只翻一番，比起萨尔达聂使团3万两的巨额开销，实在是成本低廉而收益可观。

二、荷兰人入不敷出

清朝前期与中国政府往来较频繁的倒不是已在澳门安身立命的葡萄牙人，而是扣关多年仍不得要领的荷兰人。荷兰人无论是占据着台湾与中国沿海展开贸易，还是被驱逐之后与郑氏继续贸易，都念念不忘获得在中国本土的合法贸易地位，甚至想获得如在日本那样的贸易垄断特权。为了与清政府建立联系，荷兰人曾于康熙二年（1663）和十八年（1679）两次应清朝之邀派船助攻郑氏，这种姿态与明末澳门葡萄牙人积极为朝廷提供大炮和炮兵抵御关外后金政权颇为类似，而这也确实为他们打开贸易大门提供了一些便利。荷兰人从1653年到1678年间，一共七次遣使中国，其频繁程度为此期其他国家所远不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荷兰人想获得自由贸易的迫切心情以及顺康时期禁海令对西方国家贸易的重大影响。

尽管付出种种有形和无形代价，面对荷兰使团表文中提出的有关自由贸易的要求，皇帝的敕谕几乎每次都是重申朝贡使团进京贸易的规定，即八年一贡且非朝贡不能贸易，其二年贸易永著停止。荷兰人苦心积虑的投入，却根本得不到想象中的谈判程序，甚至除了回答问题就没有机会与皇帝交谈。他们得以递上一份请求，而且明智地删除了各项抱怨，然而直到临走时才接到一份密封敕谕，还被禁止在中国境内打开。清廷这方面关心的则是完整而又正确地执行迎来、进表、进贡、宴赉、送往等步骤。

三、西班牙人浅尝即止

西班牙在1571年征服菲律宾的马尼拉之后便开始考虑去中国海岸探险，并从来吕宋的中国人那里获得中国海岸的手抄地图。但西班牙人的航海计划迟迟没有进展，却与1574年11月意外获得了一次绝佳机会。来自中国的海盗林凤舰队，欲攻占马尼拉而与西班牙人展开数次激战，1575年3月战败后被西班牙人围困与吕宋西岸。4月间，福建把总王望高因奉命追寻林凤的下落而帅一艘中国战舰抵达彭加丝兰（Pangasinan），就此展开明代中国与西班牙唯一一次官方接触的序幕。而后会谈商定，西班牙人帮助中国官方捉获或杀死林凤，王望高则同意从马尼拉带几位西班牙使者到福建。使团包括两名奥古斯丁会士和两名军人，另有两位随员和一名充当翻译的中国基督徒。

西班牙总督指示使者将赠送中国官员的礼物和信件带到泉州和福州，请求中国官员允许传教士自由传教并请求划定福建一个港口供西班牙人贸易，此外如果福建地方官需要把西班牙人的请求上报北京，则修士就要请求留在中国以等待皇帝谕旨。从厦门出发直到在福州落脚，西班牙使团都受到中国官方的礼遇。但当福建虚浮刘尧海从西班牙人的陈情书中得知请求后，表示自己无权决定必须上奏朝廷；最后总督召集众人决议，西班牙人不能再中国等待皇帝的决定而必须返回马尼拉。使团最终于10月底返回马尼拉，而这一离别，由于后来海盗林凤的逃跑以及菲律宾总督更替，让明代中国政府与西班牙殖民当局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接触以不了了之而终局。

四、教皇使节遭受冷落

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康熙九年（1670）夏六月条载：“意大利亚入贡”，康熙十七年（1678）秋八月条载：“遣意大利亚使臣归国。意大利亚以九年入贡，至是，召见于太和殿，赐宴遣归。上以其远泛重洋，倾诚慕义，赐赉之典视他国更优”。

除此之外，罗马教皇还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五十九年（1720）、雍正三年（1725）分别遣使来华，其中最后一次使节交付了教皇伯努瓦十三世1724年致雍正的敕书，论及雍正禁教之事，惹得龙颜不悦。雍正付来使的敕书言“使臣远来，朕已加礼优待。至西洋寓居中国之人，朕以万物一体为怀，时时教以谨饬安静，果能慎守法度，行止无亏，朕自推爱抚恤”。

五、俄国人受挫朝觐礼仪

清朝前期中国与俄国的关系同其他西欧国家大有不同，因两国接壤而使俄国的贸易愿望更为强烈；此外俄国使节自一开始就坚决不肯向中国的朝贡礼仪妥协，且沙皇的国书中也一贯充满大国口吻，由此导致的冲突成为此期中俄交往的突出场景。

1654年2月巴伊科夫作为首位专使携带沙皇致中国皇帝的国书前往北京，此行主要是为了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并开展贸易。沙皇的训令中有这样两条：大君主的国书既不能交给中国边疆大臣也不能交给皇帝的近臣，而只能交给皇帝本人，关于初试原因等事业只准向中国统治着本人陈述；进入皇宫后不得向宫殿或任何一道门槛行礼，觐见时绝不能吻中国皇帝的脚，但不应拒绝让他吻手。这两条训令成为了此次和其后数次接触失败的重要原因。尽管在耶稣会士的极力劝说下，使节不得不马马虎虎地行了三叩九跪礼，又因不肯交出国书和礼物而数日被禁锢在宾馆内且得不到口粮，被逼无奈让中国官员将国书和礼物带走上呈，次日又被要求将国书和礼物带回，因为国书中将沙皇称号写在皇帝之前。令使臣最为气恼的是，中国皇帝除了颁发谕旨之外不同意以任何其他格式向沙皇写国书。

六、英国人倨傲不恭

1792年9月25日，以马嘎尔尼为公使携英王委任状乘“狮子”号自英国起航，出使中国。使团深深了解其他国家在中国受到的种种礼仪阻挠，也通过自命为“钦差”和使用单腿下跪礼替代磕头礼，在礼节问题上取得了外交胜利，然而这最终让他们在谈判桌上一事无成！

英国人始终没能理解中国的朝贡体制和礼仪程序的根本意义。清廷恪行《大清通礼·宾礼》中的相应程序——在馆、迎来、朝见、燕赉、送往，每个环节都不能苟且以示柔远怀来之意。但同时礼尽而事毕，朝贡国的臣属地位与天朝在朝贡贸易中所能赐予他们的待遇都在这一套礼仪程序中得到表示和确定，贡使的使命也就随着礼仪程序的完结而结束。

随着使命失败的消息传到欧洲，马嘎尔尼带来的中国形象一扫17世纪以来传教士刻画的美好与强大，而成为19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新认知”的起点，中国不过是一个粗暴专制的泥足巨人。马嘎尔尼试图以和平手段说明英国之强大的努力失败了，并由此结束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外交和商业上的接近，而为武装对抗开拓了道路。随后的19世纪里世界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使马嘎尔尼使团的分水岭性质更加突出，随着欧洲在东方的殖民势力终于突破印度的边界大举挺进中国，中国在朝贡体系的风雨飘摇中被迫去学习另一种与世界交往的方式。

《西方宗教与文化演进》精彩继续，第三篇：中西方文化初恋滋味